居延汉简的考古发掘共有3次，分别在1930、1972年－1976年和1986年，现分别记叙如下：
　　1930年的试掘
　　1930年，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（弱水）流域曾作过考古调查和试掘。沿弱水两岸，北起宗间阿玛，南至毛目(今鼎新)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，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鄣堡亭燧，并在其遗址中获得10000至10200枚汉简。其经过详载于《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》一书。其中除简略地介绍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外，主要是记述了汉代和汉以后的遗址及其出土物。《报告》根据地理区域分为七部分叙述，现摘其金塔县境内的肩水塞、北大河塞两部分叙述。叙述的次序，为自北而南，以侯官塞为单位，汉以后的部分暂不叙述。这些遗址之所以定为汉代遗址，主要是依据建筑结构形制、出土汉简、实物，以及在汉塞排列的位次而定。以下文中凡遗址编号前冠以Ａ或Ｐ的表示为汉代的，编号前冠以Ｔ为烽台，Ｆ为小堡，Ｈ为房子。
肩水塞
　　在毛目(鼎新)、甘州河与北大河会合处至金关(Ａ32)一带称额济纳河上游，从金关至毛目约50公里，塞墙可联系起来，在Ｔ192处向西北伸展出一段塞墙。西部塞仅存Ｔ171-172，Ｔ178，Ｔ178-Ｔ185等处，以下无存。另外，在毛目南，甘州河东岸Ｔ202至Ｔ205也有三段塞墙。沿着这三段塞墙以及东西两部塞之间，共有39个烽台，2个城和4个鄣；可分为四组：①东部塞：19个烽台，1个鄣；②西部塞：10个烽台；③两塞间：4个烽台,2个城，3个鄣；④毛目南：6个烽台。
　　1.东部塞(含Ａ32--33,Ｔ174--176,Ｔ180--182,Ｔ186--188,Ｔ191--195,Ｔ197--200;)。
　　Ａ32：金关烽台，在地湾之北约600米，河东100米处，处东部塞与西部塞交会之豁口以内。烽台与塞墙之间，有一道垣壁围于台东、北两面。今残长40米，塞墙豁口西距河岸约150米，西塞墙与河成直角，与北垣壁平行。 烽台系土坯间以柴草，已倾成残高3.5米，有绳索残段， 可能是绳梯残迹。台南出汉简较多。在一小屋南有一较大房子，为正方形(10米×10米)，用柴草枝竖成薄墙，今高7米，出汉简数枚，此屋之南堆积中出汉简50枚。屋角东南10米处出汉简400枚。与此相邻处砾石层下有10厘米厚炭烬，出汉简400余枚， 共出简850枚以上，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2--4年，同时出土的还有木、竹、角、陶、铁、芦苇、葫芦等器，以及皮革、货币、织物。
金关遗址见后文。
　　Ａ33：鄣，即地湾见后文。
　　Ｔ174：烽台，在Ａ33东南，残高5米，土坯筑。台旁有三堆石板，排列成行，旁还有一堆。
　　Ｔ175：烽台，残高3.5米，土坯筑，每两层间以柴木，台旁有三堆石板,塞自此开始向南伸展,形成双重不明显塞墙。
　　Ｔ176：烽台，在Ｔ175南2公里。
　　Ｔ180：烽台，在Ｔ176西南4.5公里。
　　Ｔ181：烽台，高4.05米，基座5米×5米，土坯筑， 每四层间以柴木，有方形房子与坞壁残迹，台旁有三堆石板，南北成行。
　　Ｔ182：烽台，已倾，残高2米，土坯间以柴木层，此处塞墙为双重，呈正方形环抱峰台，其中有三堆石板。
　　Ｔ186：烽台，残成高2米圆堆，土坯筑，可见双重塞墙遗迹。
　　Ｔ187：烽台，残，在Ｔ186南2公里，台在方形坞（60米×60米）北壁之内。
　　Ｔ188：烽台，在Ｔ187南2公里，高2米，土坯筑，地表有石板与汉代陶片。
　　Ｔ191：烽台，在Ａ38双城子东北7公里，东北距Ｔ188亦如此远。塞墙之内相距1.5公里， 有一条干涸的古代直渠与塞墙成钝角而向南，渠道两旁有着不明显的堤，这条如塞墙一样直的渠道，靠塞墙南行，到毛目6.5公里处， 两者并行，渠道在平原上消失。在Ｔ191与Ｔ192之间，此直渠及其北流的一支支渠，皆被从Ｔ192 向北伸展的一道塞墙的支垣所跨越，塞墙长约3.5公里，止于一片水泽前。
　　Ｔ192：烽台，位于塞墙及其支垣相交处之内， 台毁，残高2米，径为20米的平墩。
　　Ｔ193：烽台，西北距Ｔ192约1公里，在支渠西岸。
　　Ｔ194：烽台，在双城子绿洲万金渠南侧， 有一个小渠越过古代直渠，台已毁，成一高2米，径长8─9 米的圆墩，土坯筑。
　　Ｔ195：烽台，在Ｔ194南1.5公里。
　　Ｔ197－200四烽台，均倾。除Ｔ199在直渠西岸外， 其它三台介于塞墙与直渠之间，此处塞墙与直渠几乎是平行的，相距100米。西南12.5公里处， 在甘州河东岸又有塞墙和峰台(Ｔ202）它们可能是东部塞的延续。
2.西部塞(含Ｔ169-172,178,183,185,190,196;Ｐ12;):
　　Ｔ169：烽台，与Ａ33相对。残高3.5米。
　　Ｔ170：烽台，在Ｔ169西南2公里处， 台与相联的房舍均倾圮。
　　Ｔ171：烽台，在Ｔ170西南1.5公里处，位于小山脊上，台高7米，基座6米× 6米，土坯筑，台经后代增修，台顶有一小屋，土坯筑。Ｔ170与Ｔ171之间，有塞墙痕迹。
　　Ｔ172：烽台，在Ｔ171之南。
　　Ｐ12：烽台，在Ａ35西北（天仓附近）出土汉简2枚和有字 1枚（93.7）。
　　Ｔ178：烽台，在Ａ35西南5公里处，土坯筑，间以柴木，台顶有一小屋，有塞墙，其南端向西，以屏障两塞之间的Ｆ179，Ｔ178则在塞的直段外边，直段墙与河平行。
　　Ｔ183：烽台，靠近河之西岸，据<<亚洲腹地>>的所述。台高8米，基座6.5米×6.5米，板筑。 此处露出一段塞墙，突起地面，塞墙从台旁转向与河岸相接。
　　Ｔ185：烽台，在Ｔ183西南，据<<亚洲腹地>>所述，台高3米，基8米，土坯筑。台旁有一段塞墙筑于山岗上。
　　Ｔ190：烽台，在双城子西南5.5公里处。
　　Ｔ196：烽台,在毛目北,甘洲河与北大河交会点东北2.5公里处。
3.两塞间的东西岸（含Ｔ173,Ｆ179,Ａ34-38,Ｆ177,Ｔ189,）:
　　Ｔ173：烽台，河西1公里，与Ａ34隔河相望,台高7－9米，中心板筑，有直立柱孔，应为汉代所筑，外面为汉以后薄而小的土坯所补修。
　　Ｆ179：鄣在Ａ35西南3.5公里处，地名大湾。鄣作正方形(21米×21米)板筑，高9.5米，基厚5.6米。门在南，上有横梁。鄣东墙接一长方形坞(10.5米×6.5米)。
　　Ａ34：烽台，已毁，介于Ａ33与Ａ35之间。
　　Ｆ177：鄣，在Ａ35西北200米处，二者为古渠分开，鄣作正方形(18米×18米)残高1米，板筑。
　　Ａ35：城，在地湾之南，Ｆ179在其西南3.5公里，位于河东岸数百米处，蒙古语称为大拉林近，意为靠近农业地区的城子。附近有古代灌溉遗迹Ｆ179在大湾，Ａ35 在大湾之东北，因称Ａ35为大湾城。该遗址范围为350米×250米，大于地湾范围，外城、内城和鄣是三个主要部分，其时代有先后。内城在外城的东北角，面积为140米×190米，东西方向，它和外城一样，皆基宽2米，板筑。高1.65米×2米，西墙和南墙的西段，均已不存；南墙残长100米，北、 东墙与外城平行，相距约10米。北墙中有一门,在西南角和东墙中间,各有一望楼,高4.5米，基座5米×5米。东北角有一烽台，残高7米，台南小屋高1.8米，深0.75米，内城内外有许多不明显的房基遗迹。此城区及其边沿出土500多枚汉简， 介于两望楼的墙下出汉简数枚。内外城的建筑形制是相同的，汉代遗址的内城为中心。
　　外城大于内城，东墙长350米， 它与内城的东北角都是直角。墙内有一道宽5米的浅壕，南段较宽， 其上又有一条窄沟。外城东南角有一后期补修的烽台,高10米，基座5×5米，板筑。离地2.5米以上有一小屋，门朝南； 它也许是台顶嘹望小屋，自此向上的台是中空的。台之东与南各有一屋，已倾。东屋出土大批汉简，约为900枚，各长23厘米。
　　鄣在内城的西南部分，面积为90米×70米，南北方向，在西南角和西墙北端各有一望楼，墙系板筑，高8.5米， 厚4--6米。门口内有两堵短墙，有一土阶通往北端短墙。鄣墙有椽柱孔，墙上有矮堞，南墙有一小坛，出土西夏文的印板文书和西夏文的丝绸各一件。鄣四周又有两道平行的土墙，今存东、南各一段，它们与鄣东墙之间有一道宽7 米的壕，此应为宋、元时期的建筑。
　　Ａ35范围内共出汉简1500枚，其中500枚出于内城， 外城东南角出土900枚左右，另外少数出于内城区域。 简集中于公元前86-2年，最晚的是公元11年，属昭帝至王莽时期。出土物约350件。
据邮程记录，地湾是肩水侯官，则大湾是肩水都尉府。大湾出土有很多“ 马田官”的记载、田卒名籍、牛籍以及衣物簿等。附近有古代田渠遗迹，这应是一屯田区。
　　Ａ36：峰台，东部塞与河之间，西距塞1.5公里,在近代驿站阿德克察汗草原的尽头，东2公里处,台位于干涸河床东岸上，台高4.5米，基座6.5米×6.5米,土坯三层间芦苇和柴木，台东似有一屋，东南有三堆石板，相距70米。该处出汉简5枚及木件。
　　Ｔ189：烽台，位于东部塞Ｔ188西南2.5公里处,介于东部塞与河之间，在塞墙西一条双重支垣的交角上，此支垣长的一条与塞墙平行。台倾。
　　Ａ37：鄣，在Ａ38双城子东北500米处,名旧屯子。因与Ａ38两城并立，故合称为“双城子”。鄣作方形(43米×40米)，墙高8米，基厚7米，板筑。门在南，高2.5米，穹形，宽2米。门外有矩尺形护墙。鄣为汉代,而基上之堞为后代所增。墙内有5-6行棍孔迹。鄣内东北角有通鄣墙土阶， 紧接东墙有一长方形坞壁，它的南壁与鄣门外护墙相交处是一穹形门。坞东南角有一方形望楼。
　　Ａ38:城，在Ａ37西南500米处，名蒙汉城。即双城子，城面积为354米×266米,只有东北角为正角。城系板筑,墙厚3-3.4米，残高4米。东南、东北角有角楼，西垣、南垣有马面。城平分为南、北两部分，隔以板筑薄墙，现存西段，从形制看，显然是宋、元以后的建筑。
双城子位于双城子绿洲和毛目绿洲延伸的北端，在河之东岸，与河之间隔一条通毛目的旧渠道。
4.毛目南(含Ｔ202-207):在毛目以南的甘州河东岸有烽台、塞墙残迹。它们可能是肩水东部塞南端的延续。
　　Ｔ202:烽台，东北距肩水东部塞约12.5公里，近台之南端有一段塞墙。
　　Ｔ203:烽台，在Ｔ202西南。
　　Ｔ204:烽台，残高2米，板筑。此台与Ｔ203之间有一段塞墙。
　　Ｔ205:烽台，在既济渠绿洲之南，该台与绿洲之间有一段塞墙残迹，北距毛目不足25公里，台系板筑，基座8米×8米。
　　Ｔ206：烽台，在Ｔ205南800米处，已倾。
　　Ｔ207：烽台，在Ｔ206南10公里处，位于河岸台地上。台系板筑，基座7米×7米，外敷土坯。
北大河塞(含Ａ39--43;Ｔ213--215;)
　　甘州河与北大河交会以西的北岸上，有段塞墙和旁立的烽台。塞墙起于该处以东的Ａ40，自Ａ40向西延续约25公里，在Ａ40以东至两水交会处约12公里，无塞墙可寻。
　　Ａ39：鄣，两水交会西5公里北大河北岸，鄣作正方形(78米×78米)板筑间以芦苇和柴木层；墙高4-- 5米，基厚4米，门朝南，门外有矩尺形护墙。四角有角楼,东、西、 北三墙中间各有一马面，经后代增修。
　　Ｔ46：烽台，名红沙墩。高8--10米，基座15米×15米，板筑。台南有一长方形坞或房基(16米×11米)，厚2米， 土坯筑。
　　Ｔ213.214:二峰台相近，在Ａ39之西南。
　　Ａ40：烽台，名红墩子，位于一小山上，自此始见塞墙。高9米，基座15米×15米。台南有一长方形房子，高3米，厚1米。外部为板筑。现见到的为后期扩建。
　　Ａ41:烽台,在营盘西3公里处,已残,获一木 (345.4)。
　　Ｔ215：烽台，已毁。
　　Ａ42:烽台，名沙墩子，在营盘西4公里处，台高3米，土坯间以芦苇、柴木层。台南有屋，获简4枚及木件、 织物等。
　　Ａ43:在营盘西4.5公里处，该地获汉简14枚，其中有永元十二年(公元69年)年号及其它记屯戍烽火之简。
这段塞墙应是疏勒河塞墙的东端,它与肩水塞相交,Ａ40以东不见。这条东西行之塞墙，可能不属于张掖郡，而属酒泉郡东部都尉的东部塞。
　　1972--1976年的调查与发掘
　　1972年秋，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，南起金塔县双城子，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；在调查、 踏勘的基础上， 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，对破城子、金关、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，共获得汉简两万余枚。1976年夏秋又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进行了调查。现摘金塔县境内的肩水金关叙述：
　　肩水金关遗址
　　肩水金关，是一座烽塞关城，位于金塔县天仓北25公里处的额济纳河上游谷地北口的东岸。作为进出河西腹地，北通居延县和居延都尉府的咽喉门户，拱卫着南面不远的肩水都尉府，即大湾地区，位于地湾的肩水侯官所在地等屯戍重地，因而，取名金关，或许含有“固若金汤”之意。
　　1930年，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这里掘过5个“坑位”。编号Ａ32，计出土简850余枚。
　　这次在金关遗址范围内， 共开探方37个， 出土简牍11577枚，其中尚未编号者1426枚；实物1311件。
　　1.关门：其编号为Ｔ36、Ｔ37，这是一个主体建筑，由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，分别编号为Ｆ2和Ｆ3，各为6.5米×5米，残壁最高处1.12米，最厚处为1.2米，收分很不明显，基部砌一层大土坯，为49厘米× 24厘米×14厘米。楼橹中间的门道宽约5米， 前口东侧发现烧残的大门部件，计有地袱、垫木、门枢以及门臼等。门道两侧壁脚，各残存四根半嵌在墙内的方、圆形排叉柱，下垫石块，最粗的方柱每边为21厘米，根据以上迹象，可知立柱顶部即门道上面，曾有过桥或门楼等建筑。房屋Ｆ2 内有一通橹顶的土坯台阶，现仅存三阶。屋内堆积层次自上而下，先为碎土坯、泥块、草泥；次为烧焦的树干、芦草和炭渣，这可能是坍陷的橹顶棚或建筑的屋顶；最下层是碎草，草中发现的残简最晚年号是新莽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。房子Ｆ3内无阶梯， 但多一隔墙，墙东的窄间里出简636枚。
楼橹外两侧向北筑的关墙都是土坯的，到达“阙柱”的地方便分别折向东、西。向西的一段，直抵河边；向东的只发现26米长的一段，其它消失在戈壁层中了。
　　关门内外和阙柱两侧，也发现与破城子相似的虎落尖桩，所不同的是，排列成正方形，有的桩埋在方形坑中，有的在下部刻一缺槽，再横贯一根短木。
　　关于塞墙，没有进行整段发掘，只在距房屋Ｆ3南100米处掘开三条剖面探沟，发现戈壁层上的墙基宽2.8米， 结构较松软，其中的草木、砂砾略成水平状。
　　2.坞和烽燧：编号为Ｔ1至Ｔ35。 坞在关门内西南侧，坞墙北长36.5米，南长35.5米，东残长24米。东南角敞开，也许就是坞门所在的地方。残墙最高处为70厘米，厚约70至80厘米，夯筑，夯层5至8厘米。从发掘来看，这个坞址曾经重修过。坞墙和房屋，即编号为Ｆ6至Ｆ9，马厩(Ｆ4、Ｆ5、Ｆ10至Ｆ13)是同时期的， 其下叠压着较早的坞墙（在西北角）、灰层、房屋(Ｆ14)的土坯墙、积粪层。Ｆ12、Ｆ13之下发现有更早的灶炕、桔槔、篱笆墙。
　　坞西南角还列存有烽台和方堡,南北相邻。台方为7.7×7.8米，经过重修，外壁贴砌土坯，内部为早期夯土基， 土中斜插许多小木棒。编号为F1的夯土方堡为13米×12.5米，壁厚1.2米至1.3米，门较窄小，内有曲折迂回的夹道，两侧分布有住室、灶房、仓库和院落。堡内发现灶台及印章、砚台、木刻偶象和成帝《永始三年诏书》等简册。台、堡周围的虎落木桩与关城的一样，木桩打破了台北和堡东各一段坞墙。堡门附近发现一枚残破的转射，整个建筑有被火烧过的痕迹。
　　3.出土器物：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挖的Ｄ、Ｅ二坑在南坞墙外侧，这一区域灰层厚达1米，其西、 南面还有大片灰层未及清理。Ｄ坑挖在上层，该层的简主要是元、成时期的。Ｅ坑打破属于昭、宣时期的下层。1972年在该处地表拢灰中发现一枚书写“元朔元年”的残简(72E:77)。
　　金关出土的实物很多,有货币、残刀剑、箭、镞、 表、转射、积薪、铁工具、铁农具、竹木器械、各类陶器、木器、竹器、漆器、丝麻、毛、衣服、鞋、帽、鱼网、网梭以及小麦、大麦、糜、谷、青稞、麻籽等，还有启信、印章、封泥、笔、砚、尺、木板画和麻纸等。
　　金关地区早在武帝中期已开始屯戍经营，昭帝时，称为金关或金关燧，又名“通道厩”(见73E.j.T10;Ｆ，元凤四至六年通道厩“财物出入”、“谷出入”等简册)。这是原《简报》作者们的看法。还有一种观点，认为“通道厩”并不能等同于金关或金关燧，所谓“通道厩”，可能只是金关的一部分，也就是说是金关“啬夫”辖下专门负责邮驿差事的小部门；公元前83年至81年，时当河西建政不久，“通道厩”是最初的建置，而后随着交通咽喉地理地位的日渐重要，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建关、置燧、规模日大，地位遂显，始称金关，而“通道厩”既不可能废除，旧名依然沿用，这也是一家之言，值得考虑。金关地处交通要道，现在仍存有大量厩圈遗迹。这里在当时至少有三个单位，兼有关卡、斥侯、驿厩等多种职能。屯戍的衰落约在王莽末年，至建武时已相当冷落。
　　从金关向北两公里处的第一座烽燧，出土简文表明，该处为橐他塞莫当燧，也是该塞南部侯长治所。同时，也是肩水、橐他二塞的分界线。
　　重点文物
　　这次发掘共获各类遗物2300余件。大部分是由低下级官吏和戍卒亲手制作并长期使用后抛弃的，制作虽然简陋，加工十分粗糙，但却很实用，真实的展现出当年屯戍活动的情景。下面，选择几件文物略加介绍：
　　1.弓：一件，为缺弦的反弓，长130厘米， 外侧骨为偏平长木，中部夹辅二木片；内侧骨由几块牛角锉磨、拼接、粘结而成。两稍渐细，各凿系弦的小孔，或为装弭处。表面缠丝髹漆，外黑内红，其时代当在新莽末或建武初。
　　2.箭：二件，竹杆，三棱铜镞，全长67厘米，首尾缠丝髹漆，尾羽三条。其中一枚的杆上阴刻“雎阳六年□”五字。出于下层，属昭、宣时期。另外，金关一枚残箭杆上用针刻“元凤三年,执金吾护工卒史喜、考工令通、令史奉省……”系由中央政府监造。
　　3.转射：属于遗址晚期器物。高宽41厘米左右，中心有圆柱，上开一内高外低的斜孔，下按小 ，能控制左右转角120度，此器与居延汉简记载的“转射”形制颇吻合， 砌在坞顶的堞上，可承托弓弩向坞外左右移动发射，而不为外来箭镞所伤，此外，还可透过斜孔向外观察敌情。
　　4.尺：二件。竹尺长23.6厘米，边缘刻十等分，属昭、宣时期。木尺长23.2厘米，墨线界格，属西汉晚期。
　　5. 信：为一件21厘米×16厘米见方的红色织物，上方正中缀系，正面墨笔篆书“张掖都都尉 信”六字。按张掖都尉，应指张掖郡都尉。 ，《集韵》曰：“形如戟，有幡书之，吏执为信”，悬于一木制“戟”上的特殊信物，以为出行之前导。这件 信，文字简明，显然属于实用幡信用物，出巡时用以证明都尉身份的信凭，或者也可不悬于戟而单独使用，实质上是一种威仪礼杖之类的东西。当然，它既是通行关梁的证件，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志，与居延、敦煌地区所出土的木符、木传、过所等，有明显的区别。
　　6.麻纸二种：纸1出土时揉成一团，经修复展平,最大一块长宽为21厘米×19厘米，色泽白净，薄而匀称，一面平整，一面稍起毛糙，质地细密坚韧，含微量细麻线头，显微观察和化学鉴定，只含有大麻纤维，与纸同一处出土的木简最晚年代是宣帝甘露二年，似可作为判断该纸年代的重要依据。纸2，长宽11.5厘米×9厘米，色暗黄，状似粗草纸，含麻筋、线头和碎麻布块，质地较为稀松，其出土地层属于平帝建平以前。
　　7.木板画：长宽为9厘米×6.6厘米。墨线勾出一只带翼的虎，线条富于变化，作于王莽时或建武初期。另一块画长宽为25厘米×20厘米，出于下层，属昭、宣时期，画虽不精，显系戍卒或下级吏员手笔，但作风古朴，体现了时代特征和风格。
　　1986年对地湾的发掘
　　地湾，1930年编号为Ａ33，有鄣。蒙古语称此地为红城子。这里的鄣呈正方形，22.5米×22.5米，残高8.4米，厚5米,鄣墙为板筑。方向为正南正北。 西墙上的穹顶门大约是后期所开，汉代时门也许是开在东墙上。东北角上有一个高为1米的小屋，其面积为3米×2.5米，这可能是后期修建的。在北墙离地4米和东南墙角离地二米处,都有成排的木棍洞。鄣外共有三道坞。第一道坞在鄣西,东壁与鄣西墙相接，面积为55米×48米，壁残高约3米，基厚1.3米；坞内东北角，有一长方形房子，坞门朝南开;坞中心有两个小堆。 第二道坞从鄣东南角起，其结构与第一道坞相同。此坞沿鄣东墙向正南伸展30余米又折而向正西，与第一道坞的南壁平行。在此坞内的鄣南部分，1930年曾发现若干房子的基址。这些房子大致皆板筑，厚0.7米。鄣东南角有一堆垃圾， 第一道坞西北角上亦曾试掘过。在第一道坞北20米又有第三道坞壁，板筑，长约100米，厚2米，与鄣及其它二坞平行，它的北壁与河成直角，在第一道坞西30米处有两小堆残土，这也许是西壁的残迹，这个遗址的范围应为100米×100米。
　　1930年试掘的结果,除器物外,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。在过道西部和过道南屋各出土了许多简;在房子(4.5米×3米)内出土地湾全部简2000枚的大部分和一件帛书(353.1)，在另外一房内(9×3米)出土数简和帛书2件(A33:6.70.20.21),此外还出汉简15枚和写有大字的纸一张；又在17、18地点出简数枚，这些简的年号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24年，属昭帝至王莽、更始时期。同时出土的器物很多，有木器、竹器、苇草器、角器、料器、陶器、铁器、铜器、皮革和织物等。还发现残笔一枚。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，可以认为此处乃为肩水侯官所在。
地湾遗址靠近河岸，部分遗迹已被水冲去，可以看到灰层顺流而下，远漂千余米之彤外。因这里地势低洼，地表潮湿，部分简牍已成灰末，无法收拾，加之近年来这里进行基本建设工程，遗址大部分为推土机压过，因而，这次发掘获得残断之简牍甚多，共获得汉简千余枚，绝大多数已残破不全，十分遗憾。
　　这次发掘计开探方20多个，除获得汉简外，还采到不少其它文物。